孩子

记得第一次我带着我的孩子向家的外面走，他才一岁半。他哭着站在长影厂保育院的院子里。那院子没有草，有几棵树。因为天气好，孩子被允许在户外活动，了解长影厂的人该知道，它有很多空地，但是孩子们按班级被放进一张有高栏杆的特大木床里面。一个班20多个孩子一张床，这个孩子紧挨着另一个。这是他们在少数晴朗日子才能得到的户外活动。

从此，我的孩子进入了被“管束”这个庞大的定式之中。

在长影厂门口毛泽东永远招手的塑像下面，孩子极其渺小地向上望，几乎要仰望得翻倒过去了。他问：石头人不冻手吗？然后他告诉我，他们排队，他前面的孩子必须是谁，不能站错，站错了就会挨骂。他说到挨骂的时候，眼睛里出现了比黑褚色还深的恐惧，使我一直不能忘记。然后，我们走出厂区。他还是回头看毛泽东。他心中自然生出了同情，为石头人在冬天也不能戴上手套再去招手。

骂，这个概念从那个时候起，牢固地被一个孩子记住。到今天，他还经常去拿个板凳坐在厨房里，给我们讲哪个同学挨了老师的骂。

我们曾经为了这些不懂世事的孩子担心。一个人的本能，他会抗拒外界的严格管束。那种直接立刻的抗拒，并没有在我们身边发生。

我自己带大了一个孩子。我看见一个人在自我意识形成之前，完全是一个被动体，和鸡鸭鹅狗们没有根本的区别。

搞养殖业的人们都懂得把肉食鸡从笼中饲养改成自由放养的好处。谁能查实验证，一个人在将近20年，甚至更长久的管束之中，丧失了他本身的什么？

一个出生在今天中国的孩子，从3岁起，就要学会把手背到身后去。这个学习，在学习数字、礼貌和略微复杂的日常用语之前，使姿式成为学习的前提。仿佛手放在膝盖上，就听不懂一加一等于二。

我窗前100米远就是一所幼儿园，女教师用手拨拧那些歪到队列以外孩子的脑袋。那种歪，不过是偏离1公分。

幼儿园的教师们，会同时转过来批驳我：如果每一个人都偏离1公分，那会怎么样？我只知道，所有的孩子都不站在指定队列之中，这世界也绝不会乱。50几年前，行走在欧洲各国街头的德国军队的队列，该是整齐划一的典范了吧。

每次看见那些女教师的动作，总是想到鄂伦春人的“熬鹰”。鹰被驯服的过程，首先是鹰头被不断地拨弄，使最傲慢的鹰也被迫放弃了它的自尊。

幼儿园的院墙外，总有不放心的家长守在那儿眺望。对于整队看齐，敲打拨弄孩子们的这一切，没有家长提出异议。可见严厉的管束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好传统。很多的人喜欢它，很多的人认为它是惟一可行的手段。

在我窗口的200米以外，是一间小学校。星期一升过国旗之后的早上，经常听到小学校的教师通过高音喇叭训话，那口吻像个伟大人物，他在宣布：不能怎么样，不能怎么样！具体的细节听不清，只听见高声的一连串“不能！”为什么没有人换一种思维，用平等、和善的语气告诉孩子们，你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怎么样。

最近，小学校修建了一个不小的钢丝鸟笼，关了十几只不同类型的鸟。小学生们告诉我，那是学校的生物角。平时不能随便去围观。上生物课的学生才能接近那只鸟笼。我问：放学以后去看鸟会怎么样？孩子们马上说：要骂呀！

鸟不能自由，想接近笼中鸟的孩子也不能自由，那么有谁还能享受到自由呢？

我的儿子来问我：如果拿现在这个你，和现在这个我交换，你愿意吗？我说：包括一个人的一切吗？他说：一切。我说：我当然愿意做你啦。我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了新意和悬念。我是一个定局。而你的前面是全新和未知的。怎么能拿我去交换一个少年？

我的儿子说，可是我愿意和你交换。

他趴在他自己的床上。这个人已经和一张单人床差不多长了。

我反问他：你为什么愿意做我？我的儿子说：你多好啊，想睡觉的时候就睡觉。他的回答让我没想到。

我没有责怪他不懂得生命的珍贵。那些空洞的说教，连鬼都不相信。我知道，中学生在听教师讲述大道理时候的内心活动是：什么时候，他能念完“圣经”！

读书是一个人的权利。但是，睡觉是否同样是人的权利呢？把读书和睡觉两项权利平行放在一起，全社会都说，当然读书比睡觉重要。全世界都理直气壮。

一个学生家长找到教师，恳请教师做他们孩子的思想工作，理由是孩子只听老师的话。他们的孩子为了学习成绩保持在年级中的好名次，每天做试题到凌晨，严重睡眠不足。不知道那位教师把这件事情在班级里怎么样讲述，不知道他的倾向和态度。很快，我发觉我儿子把不睡觉做试卷，理解成一种英雄壮举，甚至有意识地少睡觉，在凌晨拨闹表起床。用他的话形容，是在外面没有任何窗口发出灯光时，打开台灯，打开书包。我发现他的秘密之后，把他制止了。

无理性的孩子可以用一种自虐的方式，来考验他自身的意志力，换成一架庞大完整的教育机器，它的全部齿轮和螺丝钉，都支持并且依据这种方式去运转，就变成不可怀疑和合理的吗？

有家长保存了他孩子小学四年级时候被罚写的一叠生字。每个字写400次，一共20个字左右。那孩子写到将近深夜1点钟。被惩罚的原因是忘记改正作业中的两个错字。开始是每个字罚写200次。教师发出了这可怕的命令之后，孩子向教师求请：老师，不要啦。教师立刻最简短地说：那就写400次！

第二天早晨，孩子首先把一厚叠稿纸送给教师。教师并没有查看那些字。她问：你家长说什么了？孩子不明白为什么问这个。他说：家长没说什么。10岁的孩子已经完全接受了“罚写”这种情况的合理性。他不明白，家长还能说什么？而那位家长说，他几年来一直在思考，为什么当时没马上制止这种恶性惩治。

我们的孩子在一条最窄的通道，在沉重的书包、永远做不完的试卷和不可以在走廊里跑，不可以越出学生行走的白线之类戒律的双重陡壁之中。一旦触壁，必然招致惩治。

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因为忘记带上作业本，被教师赶出课堂，要她马上去打电话找家长到学校。女学生既害怕教师，又害怕家长，在学校门外大街上，心惊胆战地捱坐了一节课。

想到当年被教师叫去，喝令立刻找家长来学校时的害怕，连我儿子这种今年15岁的孩子，也会长叹一声，感慨万千了。他说那种大灾难到了的感觉，希望以后再不要经历了。

有一天，一个少年非常正规地站在他的父母中间说：我要说一件事情，你们别嘲笑我，别以为我是开玩笑。

他说：我将来不会生小孩。我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才说这话。

少年的理由是，他承受不了负担一个小孩长大的责任。要读书，又要好成绩，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。这个压力太大了。

下一代人已经提前放弃了责任。但是我们想放弃已经不可能。